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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长征旧址，南大新传师生重走中国西北角

发布时间：2026-10-22

2026年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今年暑假，澳洲幸运10开奖结果查询网站辅导员徐志萍带领2025级硕士生吴瑶、2024级本科生黄圣依赴甘肃，参加“十所高校百名学子重走中国西北角”新闻采访与实践活动。

来自全国十所高校的百余名新闻学子沿着长征甘肃段的足迹深入采访，在行走中触摸历史，也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西北大地的当下。

01在西北角遇见“南京”

长征并非发生在一片抽象的地理空间中。它穿过村庄、城镇和不同民族共同生活的土地，也与西北地区悠久而复杂的历史相遇。重走长征路，除了了解会议、战斗与行军路线，也意味着重新认识红军当年走过的这片土地。

出发前，吴瑶和黄圣依手里只有一封邀请函。

临潭、迭部、宕昌、会宁……行程表上，一串陌生的地名从眼前排开。具体采访安排尚未确定，师生一行便先从行程表上的地名查起。哪一场会议发生在临潭，俄界会议为什么重要，腊子口在长征中意味着什么……出发前，那些还未见过的旧址，先以地图、照片和史料的形式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一边补历史背景，一边设想现场可能出现的采访对象和拍摄画面。

不过，真正让南大新传小队兴奋起来的第一条线索，并不在最初的行程介绍里。

在和甘肃网的老师交流时，她们意外得知甘肃临潭与南京之间竟有一段延续约六百年的联系。明代以来，一批来自南京及江淮地区的军民来到洮州，此后在这里生活、繁衍。直到今天，当地仍能找到与南京有关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个故事以前有没有人写过？如果写过，她们还能写什么？

吴瑶和黄圣依开始翻找相关报道。网页一篇篇打开，她们发现过去的报道大多把重点放在迁徙者对南京故乡的思念上：祖辈从哪里来，后人怎样保存记忆，当地为什么被称为“西北小南京”。这些故事很动人，但如果继续沿着同一条思路写，她们的报道很可能只是再讲一遍“六百年的乡愁”。

“我们不能只因为自己来自南京，就满足于找到几个相似的符号。”黄圣依说。三人决定继续追问：六百年过去，来自南京的文化进入洮州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又如何与当地各民族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带着这个问题，她们走进临潭。县城里的白墙灰瓦首先进入镜头，熟悉的建筑色调出现在西北的阳光下，确实让人产生一瞬间的错位感。

但她们没有把镜头只停在屋檐和砖瓦上：去听当地人讲家族迁徙的故事，了解洮州花儿如何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流传，观察万人拔河这样的民俗怎样把各族群众聚到一起。采访越深入，她们越清楚地意识到，洮州并不是简单复制了一座遥远的南京。数百年间，南京文化、藏族文化、回族文化和当地生活不断交汇，最终长成了今天独特的洮州文化。

最终，南大新传师生将这段跨越六百年的联系制作成短视频《白墙灰瓦不在苏杭而在甘肃临潭县，这个县城为何藏着600年前的“南京记忆”？》。在她们的镜头中，白墙灰瓦负责打开故事，真正留下来的，则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漫长岁月里共同生活、彼此影响的痕迹。

02 走进群山，看见课本之外的长征

过去，“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是我们从小熟悉的数字和表达；真正进入甘南群山后，她们才发现，每一个历史节点之间，都是需要用双脚翻越的山岭。

大巴继续向甘南群山深处行驶。窗外的道路越来越窄，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河谷。车身沿着盘山公路不断转弯，路边的村庄从眼前一闪而过。吴瑶望着窗外，很难把这些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地方与过去在历史书上读到的那些重大事件完全重叠起来。

直到她们走进俄界会议旧址。俄界会议旧址位于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坚持红军继续北上的方针，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地图上，它只是长征路线中的一个节点，但当真正来到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不是一个宏大的会场，而是一座藏在村庄和群山之间的藏式木楼。

穿过夯土拱门，走进小楼。通往二层会议厅的途径，竟然是一根看起来几乎腐烂的树干。树身被挖成了一层一层的隔断，人就踩着这些凸起往上爬。据说毛泽东当年就是踩着这样的树干登上二楼的。

“那个楼梯几乎是90度，而且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我们上去都必须限制人数。”虽然旁边已经摆放了新的木梯，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圣依仍然记得手脚并用的感觉，“平时看照片、听故事，其实很难真正感受到当时长征的环境有多艰苦。”

会议厅并不宽敞。正是在这样一座朴素的藏式木楼里，红军在处境艰难、前路未明的时刻讨论方向，作出继续北上的决定。站在二层，黄圣依忍不住去想：90多年前，红军走进这里之前，已经翻过了多少座山？作出决定之后，他们又要从这里走向哪里？

“我当时只能说是震撼，甚至不能简单地说是感动。”她说，“我觉得真的是因为足够强大的信仰，才会有这种肉体上的伟力。”

这份感受并没有随着走出木楼而结束。几个参观点位在地图上似乎相距不远，真正坐上大巴，才知道一个地名抵达另一个地名，需要绕过多少道山梁。汽车常常连续行驶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更久。山路沿着山势一圈圈向上，刚绕过一个弯，前面又是下一个弯。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不少同行学生晕车，只能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休息。

徐志萍老师也在一路观察学生们的变化。作为带队老师，她过去讲到长征，想到的同样是“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历史书和影视作品里的经典片段。来到现场后，她发现，这些熟悉的概念突然有了距离、温度和重量。

“过去只是知道革命过程很艰难，但那更多是一个概念。”徐志萍说，“真正走到这里，才发现各个节点之间原来相距这么远。我们是在夏天坐车赶路，气候还比较凉爽；再去想当年的红军，冬天要翻山，要负重，物资匮乏，还要面对围追堵截，就会追问：究竟是什么支撑他们走下来？”

这种追问，在腊子口变得更加具体。

腊子口位于岷山山脉之间，是川西北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两侧山峰夹峙，河道和通路从狭窄的山口间穿过，地势十分险要。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这里突破守军防线，打开了继续北上的通道。正因如此，腊子口被称为红军长征途中必须突破的一道天险。

讲解员在这里讲起了一名年轻战士的故事。

那是一名来自苗族的小战士，年仅十六七岁，没有名字，战友们称他为“云贵川”。腊子口战斗陷入僵局时，他主动请缨，利用自己过去攀崖采药的经验，沿着近乎垂直的峭壁向上攀爬，为突击队迂回到敌军侧后打开道路。

黄圣依一直望着崖壁。她想到的不是一个被抽象成符号的英雄，而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你真的站在那个几乎垂直的陡壁下面，去想象那么小的一个人趴在上面，和文字带来的冲击完全不一样。”

90年过去，山河依旧。险峻的山崖、曲折的古道无声诉说着当年红军的绝境与坚守。正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支撑先辈翻越重重天险，也让今天的青年在实地行走中读懂信仰的重量。

03 长征沿途的烟火人间

长征精神是否真正穿越了90年，不仅要到纪念馆和旧址中寻找答案，也要看它如何留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沿途，南大新传师生逐渐把镜头从展板、纪念碑和讲解员身上移开，转向那些生活在长征路旁的人。

她们很快发现，红色旧址并没有被安静地封存在过去。前来参观的人比预想中更多，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人在展板前逐字阅读，有人跟着讲解员在旧址中缓缓前行。历史仍在被一次次讲述，也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记忆延续下来。

在洮州新城的街边，吴瑶和黄圣依便遇见了两位专程前来参观的老党员。

一位是89岁高龄的老人，也是当地年龄最大的党员。他拄着拐杖，走得很慢。尽管听力已大不如前，他仍拄着拐杖，激动地向实践队员讲述当年祖辈看见红军进洮州的情景。另一位老人提着购物袋行走在街道上，胸前佩戴着锃亮的党徽，两鬓斑白却精神矍铄，提起往事，他十分兴奋，对入党的日期记忆犹新，言语中满是光荣和自豪：“我入党是1962年，那个时候才二十多岁，现在已经入党六十多年了。”两位老人的话语朴实却有力，让人真切感受到信仰的力量——那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一生坚守。他们用一生见证了对党的忠诚，也见证了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

“他们的衣服都已经旧了，但是党徽非常非常亮，而且戴得很庄重。”吴瑶后来仍记得那个画面，“能感觉到他们就是过着很平常的生活，但你看到那枚党徽，会觉得他们心里的信仰也一直是亮的。”

站在一旁的黄圣依也看得格外认真。

她是今年刚刚入党的新发展党员。刚接到活动邀请时，她并没有马上把这次西北之行与党员身份联系起来，只是觉得能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进甘肃、沿着长征路线采访，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更多是在行走的过程中体会到的。”黄圣依说。真正走上长征路后，她才发现，党员不只是材料表格里的一栏身份，而是会在某些瞬间突然感受到自己的责任。

黄圣依按下快门，将两位老人的身影和胸前的党徽留在画面里。后来，她和吴瑶把这次偶遇写进抵达洮州后的第一篇通讯《红旗漫卷洮州，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中。

老党员胸前闪亮的党徽、普通百姓蒸蒸日上的生活，正是长征精神传承最好的现实答卷。90年前红军为人民谋解放；90年后，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居乐业，正是长征精神结出的时代果实。

04沿着范长江的足迹，再写中国西北角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会宁，也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历史坐标。

走到这里，三人回望的不只是几天来的采访经历，也是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坚定信念和巨大牺牲走出的胜利之路。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三支经历漫长跋涉的队伍在这里相逢，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90年后，澳洲幸运10开奖结果查询网站师生站在会师纪念塔前，重新思考一个属于青年新闻人的问题：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这一代人手中，她们能够以怎样的方式传承长征精神？

纪念塔笔直地立在广场上。实践队员们举起相机，拍下此行的最后一组照片。

出发时，她们手里只有一封邀请函和一份简略的行程表；走到会宁，设备里已经装满了邀请函上不曾出现的人和故事。

一路上，她们也不断听到同一个名字——范长江。

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身份走进西北。此后十个月间，他穿行于川、陇、陕、宁、青、内蒙古等地，考察战乱中的时局，也俯身观察沿途百姓的生活。他与工人、店员、商贩交谈，把旅途中见到的社会状况和了解到的红军消息写成通讯，陆续刊登在《大公报》上，后来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

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西北，由此通过纸页来到万千读者面前。

出发前，在黄圣依的想象中，范长江更像一位伏案写作的“文人”：面对稿纸梳理材料，再把调查所得变成文字。真正走进西北，她才意识到，那些文字首先来自漫长的行走——来自翻山越岭后沾满尘土的鞋，来自面对陌生人时的一次次开口，也来自记者在纷杂现实中辨认新闻的眼睛。

“以前，我更多觉得他是一位很厉害的新闻工作者。”黄圣依说，“真正到了西北角，听到他的经历，我觉得他的形象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刚硬。”

每天出发前，相机、手机、充电设备和采访笔记被一一装进随身携带的背包。抵达采访点后，她们要在人群中寻找合适的拍摄位置，记下讲解中的关键信息，再从统一的参观路线中寻找讲解词之外的故事。大巴驶向下一站时，她们便低头查找资料，把尚未弄清的历史背景一条条补上。夜里回到住处，白天的照片和视频被依次导出，现场的声音重新从耳机里传来，采访笔记摊在桌面上。哪些内容能够写进稿件，哪些画面真正支撑主题，哪些说法仍需核实，都要重新判断。

有时一篇稿件刚刚完成，第二天的采访提纲已经等待修改。电脑合上没有多久，装着设备的背包又要重新背上肩。

范长江当年用通讯稿把西北带进报纸；今天，新闻从采访本、相机和手机进入电脑，在视频剪辑软件的时间轴上铺展开来，再通过网络抵达读者。

“有些人没有办法亲自来到这些地方。”吴瑶说，“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和手，把这里的地点和故事变成作品，让更多人看到。”